三

　　其次，就是人格上的高度。余先生的散文中谈得比较多的一个话题，就是中国历史上文人的文化人格存在的问题。可他恰恰缺失的就是对健全、高尚的文化人格的修炼。他的“误区”就在以为一个人的人格可以通过掩饰自己的“错误”而达到完美的境地。从古到今，无数事实证明，一个人的人格处于什么境界，完全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无论是文化大师，还是伟大作家或民族英雄，他们毫不做作地把自己的一切袒露在世人面前。比如，当年有国外友人提议给鲁迅申报诺贝尔文学奖，鲁迅婉言谢绝，认为自己不配，中国也还没有配获此奖的人。他的态度是发自内心的，绝不是一种矫情。历史上有不少人试图把自己不光彩的一面遮蔽掉，往往经不住岁月的淘洗，终究还是要暴露本来的面目。如是一只鸡，就不可能装扮成凤凰。是砂石也不可能变成金子。而白璧上的瑕疵，也不会影响到它整体上的质地和光泽。在现代思想和文学史上都可以称为伟人的陈独秀、胡适，早年人生经历中都曾有过沉沦、颓废的“污迹”，但他们仍然是丰碑式一代大家。

　　余先生虽然“饱受争议”，但这不影响我也不影响很多读者继续钦佩他，拜读他的新作。他新近出版的以与北大学子对话的方式谈中国历史文化的《问学余秋雨》，我照样买来一本，认真拜读。他用形象凝练、轻松活泼又富有思辨色彩的语言解读中国文化史，读后受益匪浅。一个普通的事件和道理，经他的表述倏忽就变得鲜活起来。如他用“纸面上的精神舞蹈”比喻书法，让人过目难忘。

　　丢掉历史的包袱，丢掉别人或自己给自己加冕的“皇冠”，余先生完全可以让自己活得更加轻松一些，更加自在一些，更加本色一些，用不着惧怕向公众袒露自己的人生轨迹中曾有的“污点”。“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由此，或许“无心插柳柳成荫”，余先生反能进入一个新的人生境界。他在公众中的形象会得到根本改变，让他饱受折磨的“争议”或许就不消自灭。即使有“争议”也大可抛诸脑后，尽管走自己的路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