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吴中杰《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随想

　　陈歆耕

　　一　

　　经常见到余秋雨先生。当然那是从电视上。这是现代传媒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使我们能够从屏幕上一睹名人的风采。但现代传媒也是一把双刃剑，频频曝光给你带来知名度的同时，也将你的毫发暴露在公众面前，使你的一举一动都成为公众密切关注的对象，由此丧失个人的隐私空间。因此，韩寒说他不愿上电视，因为这样干“坏事”容易被人认出来。这小子净说大实话。一个人如果成为被“狗仔队”跟踪的对象，他的生活自由度无疑会受到严重约束。我特别同情那些大明星，他们是否离婚、跟谁“拍拖”、生了谁的孩子，都成为媒体和公众的话题，实在无乐趣可言。

　　如果不是因为电视，如果我说“经常见到余秋雨先生”，就有像当年很多人说“我的朋友胡适之”，有借名人抬高自身身价之嫌了。但我跟余秋雨先生倒是打过一次间接的交道，也许他本人至今还不知道这件事。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后，《文学报》编前会决定约几位文学、文化界名家撰写观感文章，余秋雨也是被约对象之一。责任编辑打电话给余的助手，说明意图。没有想到，不但遭拒绝，而且其助手说了一些很不中听的话，编辑听了心里十分郁闷。不是因为没有约到余先生的大作。报纸编辑向作者约稿，有的作者因为手头有急事、或无达到编辑要求的积累，说明原因，婉拒约稿也属正常。余先生刚出道时，也曾在《文学报》多次发表文章并参加报社组织的活动，难道“名气一大脸就变”？我得知这一情况，第一反应是“糟了，余先生怎么聘用了这么个助手？这样的‘助手’就怕‘助’不了什么，而且要坏余先生的事的。”余先生多次称他“饱受争议的折磨”，我也很纳闷，以余先生之绝顶聪明，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的呢？我认为，按照现代人的理念，余先生应该有一个擅长危机公关的高手，帮助他处理一些作为名人难免遇到的棘手事。聪明人也有犯“糊涂”的时候。一个聪明的装满知识的头脑，也未必是一个充满智慧的头脑。

　　想到这件事，是因为刚刚读了吴中杰写的《余秋雨与上海写作组》(刊2010年2月25日《南方周末》)一文。此文引录了文革中上海写作组负责人之一陈冀德给余秋雨的一封信，这封信不仅指出余秋雨是当年上海写作组的成员，而且受命为姚文元修改《鲁迅——中国文化革命的巨人》一书提供资料，并参与撰写过《走出彼得堡》这样的深得张春桥赞赏的重要文章。对当年重要当事人提供的“证词”，余先生大概无法矢口否认了吧？其实，继续与余先生“纠缠”这样的历史，实在没有多大意思。谁能保证一个人一辈子不犯错误？毛泽东就曾说过：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我的一位已经是高级领导干部的朋友私下里说过这样一句简直也可列入“经典”的话：“错误人人有，不露是高手。”这句话，是对一种复杂的生活现象的生动概括。是人，难免有人性的弱点，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下，也就难免会犯错。当然，如果“错”到触犯了法律的底线，就要受到法律的惩罚。属于道德范围的事情，更多的则要靠人的自律。因此，我是极不赞成某个“愤青”指责“余秋雨，你为什么不忏悔”的，这种“道德绑架”行为，在某种“正义”的旗号下，也是对他人人格权利的一种侵犯。